党的二十大报告将高质量发展提升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高度,鲜明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就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并且进一步阐述高质量发展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的战略地位。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就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郑延冰指出,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我国发展环境、发展条件的深刻变化,必然要求我们及时更新和转变发展理念,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提升发展质量,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新发展理念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和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基础上形成的,要解决的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积累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五大发展理念之间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关于我国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把新发展理念完整、准确、全面地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推动五大发展理念在贯彻落实过程中相互促进、一体推进和协同发力、形成合力,决不能因哪一个发展理念贯彻不到位而影响整体发展进程。同时,要坚持重点论,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详情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关键促进高质量发展。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李旭章表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为未来5年甚至在更长的时间内搞好经济工作提供了遵循。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要保持长期稳定不能过度依赖短期刺激政策,需要在中长期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同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需要把长期经济增长动能架构在内部供需基本平衡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并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逐步形成以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均衡。因此,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应当建立在报酬提高驱动的内需上,尤其注重扩大全面消费,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要减少对出口或边际效益递减的投资的依赖。具体来看,第一,要完善分配制度,努力增加百姓收入;第二,要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最大限度地支持就业;第三,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和养老、医疗保险制度体系;第四,要处理好中长期与短期扩大内需的关系;第五,要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支持扩大内需;第六,要将扩大内需与稳定和扩大外需相结合。详情
以“三个着力”为重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土地经济研究室主任郜亮亮指出,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新、更迫切、更具体的要求——“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对此,我们要深刻把握和积极落实。首先,高的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率特征,是发展“质量层面”的典型特征。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意味着,要从过去主要看增长速度有多快转变为主要看质量和效益有多好;要推动发展动力变革和发展方式转变,尽快实现经济增长“三个转变”。其次,更高韧性和安全水平的产业链供应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一方面,要强优势。对那些在国际上具有领先地位的优势产业巩固提升,不断提升产业综合竞争力,以提升国际产业链对我国的依存关系,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始终保持主动地位。另一方面,要补短板。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和节点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增加供应渠道,尽快找到替代来源,确保在极端情况下经济正常运转。最后,发展的协调性既是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也是重要的评判标准。必须着重解决城乡区域不协调问题,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通过继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两方面,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详情
坚持以法治引领和促进高质量发展。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院长公丕祥认为,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法治以其特有的方式标志着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与阶段,为新的社会系统确立相应的规范与制度基础,从而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随着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治新需求与法治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领域的基本矛盾,坚持法治高质量发展业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抉择。“发展要高质量,立法也要高质量。要以立法高质量保障和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体来看,以高质量法治推动高质量发展,首先,要顺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扎实推进法治高质量发展。其次,要围绕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最后,要继续深化法治领域改革,为推动法治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动力。详情
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和文化发展研究部部长李建伟表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历经百年探索与创新发展,中国共产党率领全国人民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人民生活日益殷实,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必须清醒看到,当前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仍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包括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等。解决这一系列的难题,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通过高质量发展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正确处理增长和分配关系,把“蛋糕”切好分好。具体来看,新时代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要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勤劳创新致富,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详情
(光明网记者刘梦甜整理)
东西问·中外对话|德国和欧洲始终与中国保持对话为何重要? ******
2022年,刚刚完成联邦政府换届的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开始担任七国集团(G7)主席国。在政坛完成新老交替后,人们对中德关系可以期待多少延续性和稳定性?为何中欧之间保持对话合作、互学互鉴始终具有重要意义?欧盟对华关系的“三分法”(“伙伴、竞争者和制度对手”)为何亟待商榷?
针对上述问题,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日前独家对话德国联邦议院议员、前副议长、德国“中国之桥”协会主席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Dr. Hans-Peter Friedrich)。
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表示,无论德国内政如何变化,他对德中关系保持延续性感到乐观。他指出,面对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各国政府应当携手合作,中国和欧洲构成一条全球发展和稳定之轴,双方需要紧密携手、并肩前行。他认为,德国人可以从中国人身上学到如何更加乐观地去看待技术领域取得的进步,并勇于开启新的项目。
针对欧盟“伙伴、竞争者和制度对手”的对华关系定位,弗里德里希指出,欧盟和中国无疑是重要的伙伴,而竞争则主要是指双方企业之间的竞争、而非国与国的竞争。针对“制度对手”的提法,弗里德里希指出,欧盟和中国都没有意愿改变自身的政治制度。在他看来,欧洲人有很强的动力去确保美中对抗不走向升级,确保各方能够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携手合作。
以下是对话全文摘编:
彭大伟:对于中德关系,人们可以期待多少延续性和稳定性?
弗里德里希:从德国的角度来看,中国不仅在经济和技术层面是一个重要的伙伴,在政治层面同样如此。而反过来从中国的角度出发,德国也是其在欧洲的一个重要伙伴。正因如此,双方的关系必须具有延续性。
无论内政格局如何变化,德中之间如此重要的一系列伙伴关系都必须得到呵护。在这一方面我也感到十分乐观。德国现在有了新一届联邦政府,我预计德国与中国的关系将是德国总理府的优先事项。
奥拉夫·朔尔茨是我们德国的新一任总理。他曾担任汉堡市市长。早在汉堡市长任内,他就为促进德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发展做了很多工作。我预计,在就任德国总理一职后,奥拉夫·朔尔茨仍将继续这项工作。他的政策与前任总理默克尔存在延续性。
2021年12月8日,德国新任总理朔尔茨及新政府内阁全体成员在柏林的德国联邦议院宣誓就职。图为朔尔茨宣誓就职。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摄彭大伟:德国和欧洲始终与中国保持对话,这一点为何如此重要?
弗里德里希:首先,我相信,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当涉及到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要使得我们的星球免于“过载”,例如在环保、气候、卫生等议题上,所有国家就都必须共同承担责任、携手合作。
我们正处在新冠大流行当中,对此有切身感受。此外消除饥饿也是重要的议题。在上述议题上,全球各国政府必须进行合作,欧洲和中国当然在这其中也承担特殊的责任。
我们都生活在同一片广袤的欧亚大陆上,我相信中国到欧洲构成一条发展之轴和稳定之轴。这条轴具有关键意义,因此德国和中国之间需要紧密地并肩前行。
彭大伟:德国新一届联邦政府希望改善德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数字化等方面的表现。这会否开启新的对华合作空间?
弗里德里希:数字化和应对气候变化不仅是政界面临的两项突出挑战,也是经济界和全体企业面临的一项重大的转型进程,这一进程必须在未来10到30年内完成。因此,数字化和应对气候变化是所有人的日程表上最优先的议题。
德国和中国刚好在上述领域拥有非常多的合作可能性。对两国企业而言,上述领域也是举足轻重的,氢能的利用便是其中一个例子,在其它很多具体领域我们两国未来也肯定会有合作。
当地时间2021年10月26日,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政府卸任仪式上将任期结束通知,正式交给担任了德国总理16年之久的默克尔。彭大伟:默克尔在卸任总理前接受的最后一次专访中表示,“德国和欧盟应该延续同中国的合作,并且双方都能够从对方身上学到东西”。您认为双方分别可以从对方身上学到什么?
弗里德里希:总体而言,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中国、从中国人身上学到如何更加乐观地去看待技术领域取得的进步。德国在很多领域对革新、对新技术发展都过度谨慎,而中国人则首先看到其中的机遇,其次才去关注风险——德国的态度刚好相反。
我想德国人可以向中国人学习的是,如果能够勇于开启新的项目,并在一些地方不尽如人意、甚至暂时遭遇失败时坦然面对,同时专注于机遇,这将是很好的事情。这是我们必须向中国学习的、十分重要的一点。至于中国人能够向我们学习什么,这得由您来解答。
彭大伟:我能想到的是氢能等绿色清洁能源和技术,以及其它更多的领域——可能用“合作”比“学习”更贴切。
彭大伟:您对欧盟提出的对华关系“三分法”(“伙伴、竞争者和制度对手”)有何看法?这种“三分法”是否会导致不同体制之间的对抗甚至摊牌?
弗里德里希:德国新一届联邦政府的联合执政协议中就能找到您所提到的“三分法”。但当人们仔细看这些概念时会发现,“伙伴”是明确无误的,我刚刚已经提到了,全球各国政府采取合作才能使我们成功战胜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在“竞争”这一层面,“竞争”与其说是指中国与欧盟、中国与德国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如说更多地是指企业间的竞争——德国企业、荷兰企业、法国企业、捷克企业、中国企业……企业之间存在竞争。
至于“制度对手”这一提法,我必须坦诚地说,我不太清楚这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因为经过仔细思考后,我并不觉得欧盟有意愿改变其自身的政治制度,我同样也不认为中国有改变其自身政治制度的意愿。
在这一意义上,“制度对手”的问题实际上仅涉及不同权力体系之间的竞争,尤其是美国和中国之间。作为欧洲人,我们有很强的动力去确保美中对抗不走向升级,确保我们能够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携手合作。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